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祇，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20世纪，人们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但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今天的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曾经的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人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满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
勿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们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经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的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1950年陈序经、陈寅恪、姜立夫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俗语云“名师出高徒”，此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问题。有人把它修正为“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这后半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今日陈寅恪之热闹和王国维之寂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份量绝对不在陈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形是，陈寅恪的声誉远在王国维之上。看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词条长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历史学家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王国维”一条的字数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这种偏向颇耐人寻味。王国维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弟子为他捧场，他一生中只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掌过两年教鞭而已，而陈寅恪自归国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席，前后几达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耆宿硕儒，大都与他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王国维名声的不振，与他过早弃世也不无关系，毕竟他只活了五十岁。对上面那句俗谚，我也有一个修订版，叫做“大师门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皆出大师，大师无师”。前两句不必解释。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通，而是说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非要学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大写数字的习惯也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平常学者，大抵看重门户，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师之门相矜尚，可是你说得上来王国维、陈寅恪出自哪家师门吗？大师与俗儒的区别就在这里。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大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如今的史学，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儿。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引起了一阵“陈寅恪热”，甚至持续至今。陈寅恪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文化符号，他的作品被翻版再印，他的家族故事和传奇经历也被一再传播，他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为人们倒背如流的醒世箴言。但是，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说，这股文化精神，与他的生命意志密切关联，独立与自由已经不止是他对学术的最高信仰，更是他做人、做学的最低底线。为此，人文英华＆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陈寅恪专题”书单，通过这套书，读者可以全面细致的了解先贤们的生平，探究大师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体会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所秉持的是共同的知识分子之人格，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先生已逝半个世纪有余，惟愿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能永久传承。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作者签名版，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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